「維穩」這個詞，在中國語境中幾乎成了一種制度性的反射行動。無論是地方抗議、網路輿情、還是少數民族衝突，都可能被定性為「影響穩定」，進而遭到嚴厲打壓。但在其他民主國家，「社會動態」與「表達自由」往往被視為正常現象。那麼，為什麼中國如此強調「穩定壓倒一切」？這背後不僅是統治技巧，更關乎一整套政治安全與正當性的邏輯。
中共不靠選票，而靠表現
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並不是透過民主選舉取得的「程序性正當性」，而是靠「績效合法性」（performance legitimacy）──也就是：只要我能讓你生活變好、經濟發展穩定，就有權力持續執政。
在這種模式下，「穩定」不只是政治口號，而是一種統治的必要條件。任何抗議、混亂或輿論風暴，都可能被視為動搖政權基礎的危險訊號。
亂世恐懼與政權教訓
中國歷史上，動亂幾乎總是與王朝崩潰相伴：太平天國、五四運動、文革、六四事件……每一場社會不穩都曾嚴重動搖中央權威。這也形成了一種歷史創傷與治理哲學：「亂則亡，穩則存」。
中共對此特別敏感，尤其是目睹蘇聯解體、阿拉伯之春、顏色革命後，更強化了「任何火苗都要在萌芽階段撲滅」的統治心態。
控制社會節奏的「主旋律」
在中國，新聞不是單純傳播事實的工具，而是維穩的工具。媒體、微博、微信、公關公司，乃至網軍，都被納入國家「維穩機器」的一部分，確保民眾接收到的資訊不會激起過度情緒、動員或反抗。
網路輿情一旦失控，就會迅速成為「維穩事件」。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政府在面對像鐵鏈女、新疆集中營、疫情清零抗爭等事件時，第一反應總是「封控訊息」，而不是「解釋問題」。
高度壓力與多元不滿的匯聚
中國社會內部壓力極高，包含青年失業、房價高漲、戶籍不平等、教育資源不均、民族矛盾等。這些問題若被自由表達，會構成對中共統治的系統性挑戰。
因此，「維穩」實際上是一種風險管理機制，不只是對極端事件的打壓，也是一種「情緒引流」、「話語篩選」與「行為預防」的綜合操作。
六、習近平時代的「維穩升級」與治理轉向
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，中國的維穩策略明顯出現幾個質的變化。首先，從「分散式維穩」走向「集權式維穩」。中共中央強化對地方政府、公安、媒體、互聯網平台的垂直控制，將原本較鬆散、區域彈性的維穩體系收編進統一口徑與指揮體系之下。
其次，習近平提出「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」，強化「國安大於一切」的治理思維。在《國家安全法》《反恐法》《網絡安全法》等法律支持下，言論自由、學術交流、公民社會空間日益縮小，連教師、企業家、甚至藝人也被納入維穩的「潛在風險源」。
第三是數位監控能力的飛躍。中國藉由「天網系統」「雪亮工程」與社會信用體系，結合AI與大數據，建立起前所未有的「預防性維穩」。不是等你抗議才來抓，而是透過行為預測、社交關聯、網路言論等方式提前介入。
這些變化反映出習近平治下的核心信念：政權安全是所有改革與發展的前提。與鄧小平時代「韜光養晦、發展經濟」的姿態相比，習近平的中國更傾向於「主動出擊、強化控制」，將穩定與統治視為可以動員整體國力來維護的終極目標。
穩定與改革的兩難
中國政府深知改革勢在必行。從應對人口老化、提振經濟動能，到推進科技自主，這些都需要制度與政策層面的突破。然而，改革往往伴隨著不確定性，意味著權力分散、輿論多元，這與中共一貫強調的「維穩」目標存在結構性的衝突。
這正是中國統治模式的核心矛盾：一方面需要鼓勵創新、維持市場活力；另一方面又必須壓制社會動員、維持意識形態統一。這種矛盾在人工智慧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。例如中國本土大型語言模型 Deepseek 的訓練，若完全依賴牆內的網路內容，將無法取得足夠語料來支撐模型泛化能力。為了追求技術突破，相關團隊不得不部分依賴牆外資料，甚至於模型中出現如 Wikipedia、GitHub、英文論壇等非中國語境的知識輸入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當局往往選擇「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」，默許某些灰色地帶的存在，以換取科技發展的短期成效。
然而這樣的模糊空間本身也蘊含風險：一旦模型學習到不符合主旋律的內容或觀點，或是開放應用場景中觸及敏感議題，將觸發更嚴格的審查與收緊。因此，即使是在中國最重視的前沿技術領域，「創新」與「控制」依然是一組難以調和的張力。
當「不穩」可能來自一支手機、一段影片、一個演算法，中國將不得不面對一個新時代的維穩課題：在數位洪流中，如何控制風險，又不阻斷創新的路？若統治的正當性來源依然侷限，未來的維穩強度只會加劇，而社會矛盾也可能更難調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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