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民主社會中，民眾參與被視為治理的核心價值。然而，許多人卻在參與政策制定後感到無力與冷漠，這種現象在台灣尤其顯著。2025年4月，台灣政府針對《勞動基準法》修法舉行了一系列公聽會，試圖調整勞工工時與加班費計算方式。然而，許多勞工團體在參與後表示，公聽會只是「形式上的參與」，最終政策仍未反映民意。這不禁讓人思考：為何民主機制仍會讓人感到無助？本文將從民意參與形式的虛化、制度疲乏，以及「參與感匱乏」下的集體冷感三個面向進行探討，並以心理學與政治學理論為基礎，分析這種現象的根源與影響。
一、民意參與形式的虛化：例行公聽會 vs 真正共創
民主的核心在於民眾的參與，但當參與淪為形式時，民眾的聲音往往難以真正影響政策。以2025年4月台灣《勞基法》修法為例，政府舉辦了多場公聽會，邀請勞工團體、企業代表與學者參與。然而，根據《自由時報》（2025年4月15日）報導，許多勞工團體批評公聽會只是「走過場」，因為會議時間短暫（每次僅2小時），參與者發言時間受限（每人3分鐘），且最終修法草案幾乎未採納勞工意見。這種形式化的參與並非特例，而是台灣政策制定中常見的問題。
從政治學的角度看，這種現象與「象徵性參與」（symbolic participation）有關。Arnstein（1969）在其「公民參與階梯」理論中指出，參與形式可分為不同層次，從「操控」到「公民控制」。台灣的公聽會往往停留在「告知」或「諮詢」層次，而非真正的「共創」（co-creation）。民眾雖被邀請參與，但缺乏實質影響力，導致參與感被虛化。心理學上，這種「知覺控制感」（perceived control）的缺乏會引發無力感（learned helplessness），民眾可能因此對民主機制失去信心（Seligman, 1975）。
二、制度疲乏：民主機制的僵化與低效
除了參與形式的問題，民主機制的僵化與低效也導致民眾感到無助。以台灣的環境政策為例，2025年3月，政府推動「2050淨零排放」計畫，並舉辦多場公民論壇。然而，根據《聯合報》（2025年3月20日）報導，許多參與者表示，論壇提出的建議（如加速發展再生能源）未被納入最終政策，原因是「預算分配已定，難以調整」。這種「制度疲乏」（institutional fatigue）反映了民主機制在執行層面的低效：民眾的意見雖被聽取，但因官僚體系的僵化而難以轉化為實際政策。
政治學者 Fukuyama（2014）指出，民主制度的低效往往源於「過度程序化」（over-proceduralization）。在台灣，政策制定需經過繁瑣的程序，包括跨部會協調、立法院審議等，這些程序雖旨在確保公平，卻可能導致民眾的意見在層層程序中被稀釋。從心理學角度看，這種「反饋延遲」（delayed feedback）會降低民眾的參與動機，因為他們無法立即看到參與的成果（Bandura, 1997）。長此以往，民眾可能陷入「制度性冷漠」（institutional apathy），對政策參與失去興趣。
三、參與感匱乏下的集體冷感
當民眾的參與感長期匱乏，集體冷感（collective apathy）便隨之而來。以台灣2025年4月的《勞基法》修法為例，許多勞工團體在公聽會後選擇退出後續討論，甚至拒絕參與政府舉辦的「勞資協商會議」。一位勞工代表在《中央社》（2025年4月18日）訪問中表示：「既然我們的聲音不被重視，參與又有什麼意義？」這種冷感不僅是對單一政策的失望，更反映了對民主機制整體的不信任。
心理學上的「社會學習理論」（Social Learning Theory）可以解釋這種現象（Bandura, 1977）。當民眾反覆體驗到參與無效，他們會從他人的冷漠行為中學習，進而內化這種冷感，形成「集體無力感」（collective helplessness）。政治學者 Putnam（2000）則指出，參與感匱乏會削弱社會資本（social capital），導致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下降。在台灣，這種現象尤其明顯：根據《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》（TEDS, 2024），民眾對政府政策參與的信任度從2019年的45%下降至2024年的32%，顯示參與感匱乏已成為民主運作的隱憂。
四、如何重建參與感？
要打破參與感匱乏與集體冷感的惡性循環，政府需要從制度設計與心理層面雙管齊下。首先，應提升參與形式的實質性，例如採用「審議式民主」（deliberative democracy）模式，讓民眾參與政策設計的早期階段，而非僅在政策定案後進行諮詢。其次，政府應加快反饋速度，確保民眾的意見能迅速轉化為可見的改變，例如公開意見採納的比例與理由。最後，從心理學角度看，政府可以透過「增強知覺控制感」（enhancing perceived control）來重建信任，例如公開透明的參與流程，讓民眾感受到自己的聲音確實被聽見（Seligman, 1975）。
結論
民主機制本應賦予民眾參與的權力，但當參與淪為形式、制度僵化低效時，民眾的無力感與冷漠便隨之而生。台灣的《勞基法》修法與「2050淨零排放」計畫案例顯示，民意參與的虛化與制度疲乏如何削弱民眾對民主的信任。參與感匱乏不僅是制度問題，更是一種心理挑戰。只有透過實質參與、快速反饋與透明溝通，政府才能重建民眾的參與感，讓民主真正成為民眾的「共創」過程，而非冷漠的代名詞。
文獻參考
- Arnstein, S. R. (1969).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, 35(4), 216-224.
- Bandura, A. (1977). Social Learning Theory. Englewood Cliffs, NJ: Prentice Hall.
- Fukuyama, F. (2014).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: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. 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.
- Putnam, R. D. (2000). Bowling Alone: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. New York: Simon & Schuster.
- Seligman, M. E. P. (1975). Helplessness: On Depression, Development, and Death. San Francisco: W. H. Freeman.
- 《自由時報》（2025年4月15日）。「勞基法修法公聽會惹議，勞團批：只是走過場」。
- 《聯合報》（2025年3月20日）。「淨零排放計畫公民論壇，民眾意見難納入政策」。
- 《中央社》（2025年4月18日）。「勞基法修法爭議，勞團退出協商會議」。
- 《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》（TEDS, 2024）。「民眾對政府政策參與信任度調查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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